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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培俊:创新人才培养也是社会工程

作者: 时间:2020年04月20日 11:33 点击数:

 

编者按:今天是中国共产党99周岁生日。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培养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大事,也是一项社会工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管培俊撰文阐述了这一观点。

各国工业化进程和世界科学技术中心转移的轨迹表明:创新型国家的显著标志是:科技创新成为发展的主导力量,优秀人才高度集聚,大学由边缘进入社会中心。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根本在制度创新,关键在协同创新。抓住创新关键,我们就能保持战略定力,将挑战变机遇,育新机、开新局。

创新人才培养刻不容缓。大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知识创新的源头,应当充分发挥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我们不必妄自菲薄,没有我国高等教育的贡献和人力资本积累,就无法解释今天国家的发展。我们更不能妄自尊大,我们还没有足够资本高歌,所以,面对当前严峻挑战尤需理性。社会对大学的评说反映了人民的热切期待,高教战线需要更多激励反思,以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俯躬衔命,全力以赴。

创新人才培养要全方位推进。创新人才培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面向“天才少年”、优秀拔尖人才的创新人才培养;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创新人才培养。前者包括在后者之中,但具有特殊规律,我们的探索也一直在路上,如“少年班”、“元培班”、“实验班”等,但总体上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尚未真正破题。事实上,天才少年培养教育,基于因材施教理念,符合教育规律,也符合教育公平原则,更符合国家人才战略。所以,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要贯穿各级各类教育和教育的全过程。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教育科研深度融合。现行我国教育与科研体制的弊病,直接影响协同创新与创新人才培养。国家层面是大学与科研院所分离、产学研结合不畅;大学层面是学科壁垒、教学科研的张力。所以,要不失时机地推进科教体制改革,促进科教融合、产学研结合,推动校院、校校、校所、校企合作、协同创新。聚焦关系国计民生和重大科技进步的“卡脖子”环节,持续推进源头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能力。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结合。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张百苓之问”、“钱学森之问”言犹在耳,习近平总书记的“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振聋发聩。我们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也要把我们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创新动能。创新人才培养更要把“立德树人”放在首位。如果我们培养的人才没有家国情怀,没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中国前途将不堪设想,遑论创新中国。所以,秉持价值理性、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创新人才是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高素质创新型教师队伍。“要以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这是任正非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远见。教师承担着培养创新人才的重任,高校教师还是推动创新的主力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根本保证。要重塑师道尊严,不断提高教师职业的吸引力;要为教师潜心学术干事创业提供平台,发挥大项目大平台和创新团队集聚人才的优势,吸引和汇聚优秀人才从教;建立高标准的教师教育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实施最严格的教师职业准入制度;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强化激励机制,完善发展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机制。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高强度人力资本投入支撑。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曾指出,“创新能力对一国全球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人才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才资本主义’时代。”高等教育人才资本直接关系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创新投入产出“性价比”高,但研发人力投入、科技人力资源培养水平等人员指标相对靠后。补齐“短板”,必须加大创新人才培养支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强度。一要显著降低大学生师比,二要加大人的投入,三要增加博士生规模。留住和培养优秀人才,扩大博士生规模无疑是重要选项。

创新人才培养必须破除体制机制性障碍。创新人才培养也是社会工程。高校办学长期面临体制机制性障碍。推动高校创新发展,“放管服”改革必须进行到底,因为高校终究是一个高度依赖基层学术组织和教师创造活力的学术机构。改革是可行的,因为大学组织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组织。要从编制、岗位、薪酬等具体改起,该放的放到位,该管的管到位,该服务的做到位。松绑减负,解放学术生产力。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释放学校活力”。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涵养创新文化。全社会要形成鼓励创新、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制度文化。一是鼓励自由探索的浓厚学术氛围。鼓励学术批评、讨论争论,鼓励发明发现,培养好奇心、想象力。二是十年磨一剑的制度安排与学术文化。鼓励学者甘于清贫、耐得寂寞、潜心学问,激励原始创新,宽容失败。三是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坚持辩证思维,避免极端、偏激,坚决破除“五唯”,坚持实事求是,避免形式主义。坚持分类管理,各得其所,各展其长,为偏才怪才留出空间。

创新中国需要统筹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只是超大规模市场,未必形成“有效需求”;只靠政府力量,或将重蹈僵化老路,所以,推进创新还要政府与市场双管齐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市场能够做好的,政府绝不干预;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外部性太强的事情,政府及时出手。充分发挥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政府出手也要遵循市场法则,如项目招标、“揭榜挂帅”,谁能干谁干,制度创新是创新中国的题中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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